中国首个在台湾的原子能核子物理研究室由著名物理学家戴运轨创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东中部布泊沙漠内，以塔炸形式试爆成功，其威力当量达万吨级。

在中国核爆之前，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原子能核子领域都有着一大批活跃的科学家在这一前沿科学领域积极探索。

中国首个在台湾的原子能核子物理研究室由著名物理学家戴运轨创立。旅居海外及台湾多年的奉化（今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市）籍人氏戴运轨。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原子能研究领域专家。

戴运轨（1897年11月27日—1982年4月4日），字伸甫，被称为“台湾物理学之父”。戴夫人田蕴兰，物理学教授，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与著名女物理学家吴健雄为同学。

奉化，历来有“奉化三大佬”之说，指的是俞氏世系家族、周氏世系家族和戴氏世系家族。其中戴氏世系家族指的便是戴运轨。戴运轨，乳名永升，字伸甫，于1899年1月8日（光绪二十四年）出生在奉化大桥镇（现锦屏街道）万石第戴家阊门，并在此渡过了少年时期。

戴家世居奉邑城内北街村。戴运轨祖父戴明学公，早年是一位国学生。晚清时因洪、杨太平军范汝增部入奉城，1861年12月9日（咸丰十一年一月初八日）建立天国农民政权。戴明学被推举为监军，取代清政权知县。翌年5月（同治元年），太平军遭清兵及英法联军强力反击,不敌,撤出奉城。同月11日午时，戴公罹难被弑，年仅28岁。

戴运轨父亲名大生，号渔笙，官名圣慈，例授登士郎；民国元年（1912）曾被选举为县议会议长，执掌源大南洋货号，后将店搬迁至大桥镇。妻室胡氏，鄞县城内人。运轨父亲1岁时，其祖父明学公就义；4岁时母亲因病辞世，由祖母王氏扶养成人；在父亲17岁时，祖母逝世，遂分家迁居大桥镇。
运轨天资聪颖，静而善思，敏而好学，幼年就读于奉化龙津小学、锦溪小学及文聚高小，后考入宁波第四中学。他在小学和中学期间，因每年学习成绩总是获第一，而被学校免去一切费用，故有“神童”之美誉。

1918年夏，戴运轨高中毕业后，获浙江省官费助学，东渡日本，负籍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苦读五年，毕业考试名列前茅；1922年入京都帝国大学物理系深造。1927年毕业归国，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1927—1928）、南京中央大学（1928—1932）和金陵大学（1932—1946）物理教授。他所编初、高中物理教科书被全国各学校采用，是我国最早的必修教科书，也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三种（另二种是地理、英文）教科书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戴运轨随金陵大学西迁四川，兼任成都大学（1940—1946）及成都华西空军参谋学校（1941—1942）教授，与李方训合作研究水化离子的绝对熵值。他们运用量子理论，找到了一种计算水化离子绝对熵的新方法。1941—1942年间，他在空军参谋学校与同事们一起，在物资奇缺的条件下，从事X射线结晶构造实验，并创建了我国早期的航空风洞，以此研究各种翼型。

1946年2月底，戴运轨奉教育部之命赶赴台湾，参与接收日本在台北的帝国大学。他首先将帝国大学易名为“国立台湾大学”。乍时，赴台接收专员还有罗宗洛、陆志鸿、陈建功、苏步青、马廷英等人。前二人因事回重庆，陈建功、苏步青又应聘于浙江大学，因此实际参于接收工作的只有戴、马二人。戴运轨出任台大物理学教授兼系主任，并一度担任教务长及代理校长。

学校初创时百废待举，困难重重。他们首先保护校内一切财产和教学设备，同时将日式学制改为中国学制。他草拟了台大校规，建议台湾各校联合招生，修建校舍，聘请教师，为台大步入正轨奠定了基础。1946年7月，新任校长陆志鸿抵台，戴运轨卸任后专心教务工作。8月，正式兼任物理系主任。除日常校务和教学工作之外，他还为台大的物理学研究工作操劳，创立了台大原子核物理研究室。

1948年8月，戴运轨辞出教务长，专任物理系主任。台大物理系为抗战胜利后首创的一个系。在日占时的台湾帝国大学，只有一个物理系讲座，两三间办公室和实验室。经戴先生苦心经营，至1956年，台大物理系初见规模，还建有物理馆，供师生教学、研究之用。1954年5月，戴运轨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常委、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委员。

戴博士主持核研工作时，原子核（锂Li原子核）击破实验首次获成功，并制造重水（氧化氘D2O），产生重氦核及中子原，是我国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第一座里程碑。从事人工放射性实验及各种原子核反应，又创立碳C14研究室，开辟了我国鉴定古物年代的新技术。

1947年，他利用范德格拉夫（Vande-graff）静电加速器,克服重重困难，以柯克劳夫式2千万伏特直流高压电源加速质子，创立了原子核物理研究室，开中国（台湾）第一个原子能研究先河，并结出丰硕成果。

1948年5月12日，成功实施我国首次原子核击破实验，将锂Li核轰击为二个氦He原子核。此事轰动整个宝岛台湾。他还从日本、美国等国购进仪器，从事人工放射性和其他核反应实验。
1958年中国（台湾）物理学会成立，戴运轨当任理事长。1960年，他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应用物理第10届联合会议，在美国物理学会杂志《学理评论》发表论文，博得国际物理学界好评。
1961年1月，就任台湾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长；
1963年创办《中国物理学刊》；
1965年又创办了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通报》。戴运轨核物理研究成就显著，有口皆碑，为台湾物理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台湾物理界翘楚。他还是1954年成立的台湾自然科学促进会发起人，并当选为理事长；
1977年和1985年又先后积极促成台湾成立天文学会和太阳能学会，并在学会中任职。

1956年秋起，戴运轨协助梅贻琦等参与建立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工作，先建该校原子科学研究所，主持负责建所事宜，购置仪器设备，招收研究生，草拟两年内研究生的必修与选修课内容。第一年招收了20名研究生，并借用台大物理馆上课与实验；第二年搬迁到新竹。戴运轨协助梅贻琦招聘师资，充实设备，并在校中任教达三年之久，被誉为新竹清大建校的重要创业者。

1958年，议决成立台湾中央大学。1962年，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戴运轨任所长。8月，招生开学。当时该校校所还处于设计与建造之中。只能借用台大物理馆作教学场所。举凡延聘教授、拟定课程、购置仪器、确定研究方向等工作，都是在短期内完成的。

戴运轨主持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11年，开展了地磁与地质勘探的研究，尤其在地震研究以及对台东火山区的磁场分布异常现象和台南部分地区引力异常分布等问题的研究很有成果，培养了10届毕业生共计200多人。1973年在台大召开的一次国际性地震学术会议中，台湾方面的学术成果报告几乎由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包揽。

研究所在困境中问世，在艰苦环境中又培养出许多科技人才，这些使戴运轨颇感欣慰。

中央大学原校址在苗栗二平山，地域狭小，无发展前途。戴所长坚持要将中大迁至中堰市。他力排众议，费尽心机，疏通上下关系，申请拔款，购置土地，兴建校舍，甚至亲临施工现场。1968年终于将中大搬迁至中堰市。1968年后，又办起了中央大学理学院，出任院长，建起科学馆、理工馆、图书馆。新建大厦，绿化校园，增建宿舍与运动场。至70年代初，中大成为台湾一座现代化高等学府，也是中堰市颇为壮观的文化城。

对于建校工作，戴运轨先生感慨地说：“中央大学建校费时11个 寒暑，我们付出的有血、有泪，收获的有欢欣，也有慰藉。只是我生性耿直，丝毫不苟，除作学问之外，在行政工作方面也许不太适宜。不适宜原因我想该是不懂得 向权势低头，也不会和小人妥协。因此有人批评我不会搞关系。这又何妨呢？！这些批评，诚然没有错，也不过份。但令人费解的是，我始终不相信，一个脚踏实地 的人，为何不该受人尊敬？我曾经不顾毁誉。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本着我的良心孤军奋斗，兢兢业业地为国立大学建校而努力，并且没有白费。”（戴运轨 《二十七年来的回忆录》）

戴运轨为人秉性耿直，心地仁厚，襟怀旷达，甘愿淡白，安贫乐道；平素嗜好养花种草，爱看《包公戏》，喜去教堂，但不信教，说“教堂清静，可以静静地一个人思考些问题”；
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待人接物公正，治事诚恳笃实，择善固行，重视科学实践，反对填鸭注入式讲授，主张因材施教和学以致用，鼓励学生慎始谨结，诱导学生依兴趣选学科；
他博览群书，老而不倦。

为表彰他对中央大学建校和教学的劳苦功绩，1973年中大为他立半身铜像以纪志念之。

戴运轨与蒋介石是同乡幕僚，其开笔老师毛凤美、毛思诚（1873—1939） 也是蒋介石的塾师。故戴运轨与蒋介石颇有乡谊之情。蒋介石原有意安排他任中央大学校长。然而，戴运轨不愿借此济身政坛谋取高位，也不图富贵荣耀，而甘心淡泊，实为高风亮节的科技界巨子，在台湾学界被公认为最负盛名的物理学家和最受尊重的教育家之一。

戴运轨垂暮之年，受到蒋经国先生的理念影响，始终不忘祖国 统一和培育学界人长，奖励优秀学子。

鉴于戴运轨先生是位“科技人才播种者和多士师表”，台湾当局特颁褒扬令和嘉奖匾额，有“绩学贻微”、“教绩贻微”、“多士师表”等多幅。

1982年4月4日，戴运轨先生因心脏病发作在台湾逝世，享寿83岁。逝后20余年间，各界人士发表纪念诗、文达150多篇，纪念集、专刊1200多页。为纪念戴运轨先生业绩，1983年6月12日，由台湾学者发起成立“戴运轨学术基金会”，开展学术演讲、奖励优秀学生等活动。

戴运轨先生一生著译良多，主要有《大学普通物理学》（成都新华出版社，1941）、《八十回忆录》、《开明物理教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