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为中国近现代法律铺路的法学泰斗是清末官吏沈家本

中国第一位为中国近现代法律铺路的法学泰斗是清末官吏沈家本。他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奠基人，是第一个为中国引进西方法律体系的法学泰斗。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别号寄簃（读音“移”）。清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光绪进士，历任天津知府，刑部左侍郎、法部右侍郎等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任修订法律大臣、资政院副总裁等职。

宣统元年（1909年）与伍廷芳主持修订法律馆，将《大清律例》略加修订，名为大清《现行刑律》，翌年四月颁行；
另从光绪三十三年起，奉谕从事新律的编纂，由他主持修订《新刑律草案》，经资政院议决，于宣统二年十二月颁行，《大清新刑律在刑法上作了局部修改，参照了西方和日本刑法。

主持修定法律期间，仅有刑法和刑民诉讼法就先后译出法、德、俄、荷、意、日、美、比利时等国法律文献近40种。

他还主持制订民法和商法草案。

曾精心收集中国古代法律资料，加以整理和考订，著作编为《沈寄簃先生遗书》，分甲、乙两编，甲编22种，乙编13种；还编有《枕碧楼丛书》12种，为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和法律制度史的参考资料。

沈家本博闻强记，遍览历代法制典章，刑狱档案,对中国古代法律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他还写了大量的研究性著作。1886年,《刺字集》成书出版刊行,这是沈家本第一部公开印行的学术著作,也是他第一部研究法学的蓍作。此后,他又撰写了《秋谳须知》、《律例偶笺》和《律例杂说》等十余部书稿。这些研究使沈家本具备了渊博的法律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为以后从事修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出任修律大臣后的沈家本，在此后的十年间，亲历亲为，拉开了大规模修订法律活动的序幕。

其间，沈家本改刑部律例馆为修订法律馆，建立了近代法律改革的组织机构。同时，大量招聘留学海外的法政人才，翻译西方各国的法律，尽可能地了解掌握更多的西方法律状况，完成了修订法律的前期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沈家本参照近代西方法律基本理念，着手删改旧律，包括禁止刑讯、废除重法、删减死罪条目、改革行刑体制、删除奴婢条例、禁止人口买卖、统一满汉法律、完善秋审制度等，努力实现着清政府提出的“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的法律改革目标。

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刑律》是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法典。此外还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虽然这些新法典未曾实行施行，但其制定的本身就已经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

作为传统法学的集大成人物,沈家本对于近代法学发挥了植基作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性作用。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仅表现为对法理学的探讨，也贯彻于修律的实践当中。他指出：法律应该伴随今昔形势的不，,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特别是他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范围以内，进行考察，借以说明海禁大开以后的中国，万难固守祖宗成法而不变。否则“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优劣之势，不言自明。为了贯彻“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他“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比中国封建旧律文明、进步，中国必须“取人之长，以补吾之短”，“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

沈家本引进西方法律时，反对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法律，他说:中国“礼教风俗不与欧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于彼”，将会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会而能之,以推行于世”。为了实现“会通中外”的修律方针，他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作为修律的蓝本。同时,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培养专门司法人才，聘请外国法学家充当法律顾问和派员赴外国考察。

1906年,中国第一所中央官办法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正式开学，沈家本被任命为管理京师法律学堂事务大臣。

1906年，沈家本被任命为清朝大理院的正卿，类似近代意义上的“最高法院”的“院长”。

他奏请设立法律学堂获批，1906年，沈家本被任命为管理中国第一所中央官办法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的事务大臣。

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北京法学会”的首任会长。

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沈家本发挥法律学辩才，对法国传教士妄图侵占府署东侧房产一事据理力争，最后取得胜利，但被该传教士诬告为附和义和团，被联军扣留，后几经交涉，到1901年2月14日才恢复自由。

1911年5月，清政府为挽救危机实行新政，成立了“皇族内阁”，沈家本辞去法部左侍郎一职。

退出官场后，沈家本致力于《刑统赋解》、《粗解刑统赋》、《刑统赋疏》的整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在清廷四面危机的情况下，被迫起用袁世凯组阁，沈家本被任命为司法大臣。1912年，清帝退位，沈家本的仕途生涯随之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