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纸质公文档案是唐档

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着六件唐朝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形成的档案，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纸做载体的公文档案。数量虽少，所记载的内容也属一般，但由于其年代久远，距今已近1300年，是我国档案的稀世珍品，其珍贵的文物价值更是远远超出档案内容本身。

（图：珍贵的唐档）

这六件唐档，形成于唐朝开元二年（714年）。20世纪初，发现于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内，夹于唐人写经之中。清宣统三年（1909年），学部参事罗振玉奏准购运敦煌石窟之物，将这批文物运抵京师后，此六件唐档便落入罗振玉个人手中，将其收藏。“九一八”事变后，罗振玉于1933年出任伪满监察院院长，后将此六件唐档奉送给伪满洲国国立奉天图书馆。1948年沈阳解放后，唐档几经辗转，先后由东北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东北档案馆保存。1969年东北档案馆撤销后，此六件唐档即转存辽宁省档案馆至今。

唐档六件均为纸质，采用了墨笔书写，草书书法的汉字非常清晰；纸张呈暗米黄色；各件档案均残缺，载文也不完整；尺寸在29.5厘米×26厘米左右。

唐档六件的内容，因整文残缺，难以看出其行文全貌，只能视其部分内容，如第五件载有崇福寺、万寿寺、普兰寺、普照寺等寺的法师名单；第一件记载“寇贼”骚扰及官军剿捕等。

唐档距今已有1282年的历史，历尽沧桑能够保存至今，确实不容易。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来馆参观、考察时，目睹这六件唐档都赞不绝口，称之为“中华古老文化的结晶”、“镇馆之宝”

唐档出自敦煌莫高窟

追根朔源，原来这几件唐档最早出自于敦煌莫高窟，后几经辗转，最后才落户在辽宁省档案馆。

敦煌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敦煌郡，治所就在这里。

到唐朝初期，莫高窟内历代集存的佛经、文书、典籍数以万卷，不仅商贾络绎不绝，官员墨客也到这里云游聚集。

北宋初年，西夏政权建立，敦煌也被占领。寺院的僧人们转往中原，行前将经卷、佛像、法器、文书、手稿、书画等都封存在莫高窟北边的一个大石窟内。

这个大石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藏经洞，编号为177号石窟。此洞开凿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这些材料和艺术品就沉睡在这里达9个世纪之久。

直到20世纪初，1900年５月26日，莫高窟的看护者王圆箓在清理石窟内积存的流沙时，偶然发现一个秘密：在16号洞窟的甬道上有一个小洞，掘开小洞，通过一个甬道，惊喜地发现里面是一个大石窟。

王圆箓万万没想到，这个不为人知的洞穴，不仅是个珍贵的文物宝库，更是一个罕见的档案宝库。这里的所藏，除了大量佛经外，还有我国稀见的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古代写本和刻本，以及大量的宋初以前的公私档案文书、书画、文物。这些文献和文物都是晋代到宋初形成的，年代久远，珍贵无比。

中国现在所传的佛教、道教以及儒家经典书卷，基本都是宋元以后的版本，与藏经洞中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以现传的《道德经》为例，藏经洞版本就是《德道经》。现在传世的《尚书》、《诗经》、《论语》等典籍与藏经洞版本比较，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至于文书档案，更是填补了中国档案史的空白。

珍贵文物数遭劫难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也曾报到官衙。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看出了藏经洞所藏经卷、典籍、档案、文物的价值，向上司建议将这些珍宝运到省城保管，但这个最起码的保护措施竟未引起清末昏庸官僚们的重视，使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建议石沉大海。

藏经洞的珍宝虽未引起中国封建官僚的重视，却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垂涎，一些“文明”强盗纷至沓来，以各种方式掠夺藏经洞的珍宝。

直到1909年，清朝政府才批准将劫后余存所剩无几的文献、档案运往北京。可1912年和1914年，王圆箓又将手中藏掖的部分档案文书和其他文物卖给了日本人和俄国人。姗姗来迟的美国人华尔纳，1923年来到敦煌，此时藏经洞已是空无一物，他便将目标转向莫高窟壁画，用特制的胶布在洞中剥取20多幅壁画和唐代菩萨塑像。

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来自6个国家的10多个大盗，从藏经洞盗运走2万多件经卷、典籍和档案，还有大量的文物和壁画。直到今天，这些国宝仍然分散在13个国家30多个文化机构里。

罗振玉先救唐档后卖唐档

1909年，学部参事官罗振玉奏请学部，将劫后余存于莫高窟的档案文献运回北京，这6件唐档因夹在经卷之中，也同时被接收，离开莫高窟，先由学部接收，经罗振玉等人整理，最后连同许多其他珍贵档案文献一起，落入罗振玉个人手中。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祖籍浙江上虞，1866年８月７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阴县官宦之家，15岁考中秀才，1890年开始入馆教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在湖北农务学堂、江苏师范学堂、京师大学堂农科学校等任监督，1906年奉调入京任学部二等咨议官，1909年补参事官。

罗政治上顽固复旧，恪守旧制，忠于清室，反对革命，但在学术上颇有贡献，尤其酷爱文化典籍和历史档案，在收集、保护、抢救文化典籍和历史档案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 1909年，内阁大库库墙倒塌，内藏的大部分典籍和档案被压在垣内。摄政的醇亲王载沣认为档案中无用的太多，奏请焚毁，并获批准。幸而学部尚书张之洞正筹备成立京师图书馆，派参事罗振玉到库挑捡并接收历朝书籍，罗发现这些档案是清朝历代的重要史料，就请张之洞上奏罢焚，移交学部。这样才使大量的内阁档案幸免于火。

后来，当时的教育部（学部改称）设历史博物馆保存这些档案，历史博物馆将比较完整的挑检出来放在午门楼上，余下的装入9000多个麻袋置于端门门洞中，后将稍整齐的挑选出来，余下的8000麻袋仍放原地。

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经费困难，将这些档案以4000大洋的代价卖给了北京西单牌楼的同懋增纸店，准备化浆做纸。又是罗振玉听到消息后，以12000元的价钱将其买回，并雇人做了整理。

罗从其中和原来手中掌握的档案中，挑选出64872件，包括这6件唐档，其余的卖给了古物收藏家李盛铎和日本人松崎。这就是档案史上的“八千麻袋事件”。

几经周折唐档终于“回家”

1936年，罗振玉保存的6万多件档案被移送到当时的“奉天图书馆”，后来一直存放在那里。

1948年10月沈阳解放以后，“奉天图书馆”的全部图书档案为东北图书馆（1954年改为辽宁省图书馆）接管。1960年７月东北档案馆成立，辽宁省图书馆将所管的全部档案移交给东北档案馆。1969年东北档案馆撤消，将其所管档案转入辽宁省档案馆。

唐档原件规格在29.5厘米×26厘米左右，单页保存，各件大小略同，用纸为我国古代手工制作的书写纸，比现代的宣纸要厚，纤维较长，略呈黄色，各件均已残损，但并未腐朽，用墨笔行书书写，字迹尚清，盖有图章，图章字迹已不可辨认。其中三件书有“开元二年”字样，另三件无年代，但从用纸、纸色、墨迹、开本等方面看，显然是同一时期的。

因文件残缺，档案内容已很难窥其全貌，从已辨认的字迹看，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关于“寇贼”骚扰，官府要进行剿捕的“申状”，并有官员司马的签字；二是各寺庙法师名单。为了便于保存，6件档案均加以修复，并翻拍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