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中央财政专家是西汉的桑弘羊

历数中国封建王朝，大多都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当作奋斗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两条基石，一个是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二是中央财政的牢牢掌控。

若论国家意识形态，奠基者当属秦始皇嬴政：他统一了六国，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而要论开创了中央财政，大力推行官办经济，官管经济，多渠道扩展中央财政收入，从经济层面上巩固中央集权，最早倡导、树立和实践这种经济理论思想的当属西汉的桑弘羊。

桑弘羊是西汉的理财家。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商人之子，13岁时任侍中，后被汉武帝擢用，初为大司农中丞。

他是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他也可称得上是中央财税专家第一人。他指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主张由政府经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

施行盐铁专卖
在汉武帝时代，铁器绝对是当时第一高科技的产品，能够冶铁的地方很多，但是掌握技术的人不多，掌握铁器制作的人就更不多了，经营这个行业的人的经济实力（在国家经济总量中的地位）远远超越现在中国经营房地产的超级富豪们，他们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盐是人们的日常必需品，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海盐是最佳的选择，井盐是以后的事情了；生产不容易，运输更加不容易，因此盐产品是老百姓必须的奢侈品，盐价之高是现在的文明无法想象的，就是在1940年代，在河南省很多地方一斗粮食换一升盐。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当了搜粟都尉，后领大司农，就继续推行盐铁专营制度，为大汉帝国积聚了雄厚的财力，成为以后两千年中国历代政府财政的铁律。

后来又实施酒的官酿、官卖政策，官方垄断型经济是桑大人为国创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

施行均输和平准
他改革了均输法和开创了平准法。在中央主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之下设立均输官，由均输官到各郡国收购物资，易地出售，辗转交换，最后把中央所需货物运回长安。平准法是在大司农之下设立平准官，用官物在市场上随物价涨落贵卖贱买以营利。实行均输和平准使得京师所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平抑了市场的物价，贩运商和投机商也无利可图。

施行算缗（读音“民”）和告缗
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与商人瞒产漏税作斗争的方法。这也是由于大规模的对匈奴用兵，而山东一带又遭了水旱灾，为了弥补财政不足而对工商业者采取的一种筹款措施。最初提出这个办法的是御史大夫张汤，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了推行的法令。但是由于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此事，所以未能认真贯彻执行。桑弘羊出任大农丞后，才在全国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

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都要如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二缗抽取一算的税（一缗为一千钱，一算为二百文钱）；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凡有乘坐马车的（官吏和战士除外），一乘抽税一算，运货的马车抽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一算。所谓告缗，就是对不如实呈报财产的人，鼓励大家告发，经调查属实者，除了被告发人的财产被全部没收、戍边一年外，告发的人可得到被没收财产一半的奖赏。

算缗和告缗的法令颁布后，遭到了工商业者的顽强反抗，他们采用各种办法转移和藏匿财产，不报或少报自己的财产数。为了与这些工商业者作斗争，汉武帝让杨可专门主持告缗的事。这时作为右内史（管理京师的官）的义纵，站在商人的立场上，指责告缗的人不是好人，竟然加以搜捕，公开和告缗令作对。这件事报告给汉武帝以后，就以义纵有意破坏告缗为理由，杀了义纵，并将对算缗和告缗持消极态度的大农令颜异，也借它故撤职并判了死刑。这样，就从政府机构中清除了推行算缗和告缗的障碍，使杨可得以放手进行。

桑弘羊当了大农丞后，为了支持杨可把告缗坚持下去，又重申了告缗令。这样，告缗的活动就在全国普遍推开了，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大都受到了告发。政府派出官吏到各地处理算缗和告缗的事，政府得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大县数千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政府的国库却充实起来，有力地支援了汉武帝的对外战争。

算缗和告缗的活动，桑弘羊一直是积极的支持者。张汤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桑弘羊虽然还是个侍中，但已经因为他会算计经济问题，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所以汉武帝在研究和决定采用张汤意见的过程中，桑弘羊肯定起了积极的作用。算缗和告缗的法令公布后，内外的阻力一直都很大，迟迟未能贯彻执行。桑弘羊当了大农丞后，就可以直接插手此事。所以后来杨可的主持告缗，以及对反对告缗的一些官吏采取的镇压措施，肯定桑弘羊都是参与了汉武帝的决策的。因而可以说，算缗和告缗虽然不是桑弘羊直接出面推行的，但他是决策的积极参与者。

施行中央铸币权
汉朝初年，国家对钱币的铸造采取放任的政策。当时不但钱的大小、轻重不一，钱币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差悬殊，因而盗铸钱的风气盛行，影响了经济的正常流通和通货膨胀。到了汉文帝五年（前175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放任大家自由铸钱，因而币制更加混乱。一些豪强和大商人，常常在铜内杂入铅、铁，铸大批的劣钱来谋取暴利。政府虽然一再禁止和打击，但因为有利可图，而且铸钱者又多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所以并不能制止私铸的大量劣钱混入市场，破坏社会的正常经济生活。

汉武帝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整顿过一次货币，但效果不好。当时造了三种货币：一是皮币，用禁苑里养的白鹿皮制成，每个一尺见方，上面还绣上五彩花纹，每个值钱四十万，它是作为诸侯王朝觐皇帝时垫璧的礼品，所以只在上层贵族中流通和使用，另一种是白金，这是用少府库存的银、锡作的合金币，分值钱三千、五百和三百三种；第三种是取销半两钱改铸的三铢钱。还规定，盗铸钱者要处死。这次改革因为品类复杂，币值的规定又不合理，所以不但使用不便，而且一些人纷纷去盗铸比值很大的白金币，所以第二年就放弃了三铢钱而改铸五铢钱。当时虽然因盗铸钱政府抓了数十万人，仍不能制止盗铸劣钱，所以市场和货币仍然比较混乱。

元鼎四年（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他的意见主要是：取销郡国铸钱的权利，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郡国把所铸的旧钱销毁，把铜送到中央；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

这次币制改革是成功的，从此以后基本上制止了私铸劣质钱币的流通，从而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稳定市场和流通，起到了巩固西汉统治的作用。为什么这次整顿货币比较成功呢？因为这次货币改革，首先将全国的铜材集中在中央，由上林三官统一调拨，使私铸者得不到铸钱的原料；其次，价格标准与重量标准一致，这次所铸的三官五铢钱，实际重量也是五铢，因而减少了货币毁销改铸的流弊；第三是铸币技术提高了，铸造的工序比较复杂，盗铸者造起来比较困难，容易得不偿失。

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这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是分不开的。

这些政策大增国库收入，帮汉武帝应付庞大的军队战争开支，因此桑弘羊被汉武帝重用。在汉武帝病危时，他这些与民争利的政策受到郡国贤良等指责，请求罢盐铁、酒酤、均输官，但遭其反对。

汉武帝以遗诏命霍光、桑弘羊、金日殚、上官桀、田千秋为辅佐昭帝的顾命大臣，共同掌握朝政。精明的理财高手也没有逃脱政治陷阱，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发生了燕王旦与昭帝争夺皇位的斗争，历史上叫做“燕王之变”，桑弘羊也被牵连到这一事变中，结果桑弘羊一家都被霍光处死了。

虽然桑弘羊并不是史上常被提及的热门人物，但似乎后来几千年中国大多数封建王朝都在沿着桑弘羊的财政路线而运作着，因为那些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封建王朝，所谓的家国首先是皇帝的家和国。

到底是国富民强，还是藏富于民？与民争利，还是还利于民？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许多人都底气十足，说起某些理由来官冕堂皇，义正言辞，比如“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给每个民众发百十来块钱并不能解决什么大问题，给他们两块蛋糕还不如修一条高速公路”，这些都有道理，但是集中力量办的大事，和最终修成的高速公路还是要使民受利，要反哺广大民众与社会，因为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将“人民”摆在首位，表明它将以人民的利益为建国的第一目标和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