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诞生文学评论之“钱学”源于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和理论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被尊称为中国文化批评大师、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他是一座文化昆仑，一代博学鸿儒。他博学多能，兼通数国语言，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翻译三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他在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因其的著作和理论而诞生了中国文学评论之“钱学”。
钱钟书是古文学家钱基博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钱基成，由伯父启蒙。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二十岁后，伯父、伯母先后去世。钟书考上清华大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赴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后考取第三届（1935年）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名列榜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多所高校，后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钱先生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1998年逝世，享年88岁。
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媛（1937-1997）。
当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有龙虎狗“三杰”之说，狗是翻译家颜毓蘅，虎是剧作家曹禺，龙则是钱钟书，实为三杰之首。夏志清说钱钟书“才气高，幽默，很会讽刺人。他什么人都看不起，当时联大的教授恨他的也不少。他虽然一方面仍是谦虛，但是恃才傲物”。据说钱对西南联大外文系几位教授有这样的评价：“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钱读书爱做眉批，于是清华图书馆的藏书上便到处有了“钱批”。钱钟书早年“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陈衍则批评他：“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因而改弦易辙，奉衍若神明。 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成功塑造了一批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生动地再现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与心态。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1938年，钱钟书留居蓝田两年，写了《谈艺录》的一半。两年后回到上海，又写了《谈艺录》的后一半。此书于1942年完稿。《谈艺录》问世后，广受好评。文史家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1972）一书中说：“胜利以后，回到上海，读了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才算懂得一点旧诗词”。夏志清认为“钱著《谈艺录》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译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然而，海外学者一开始对于《谈艺录》它的评价并不高。夏志清就说过，尽管该书‘眼光正确，范围惊人，旁征博引……，却没有能替中国诗的急需重新估价立下基础’（《中国现代小说史》）。
1957年，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出版，不久即遭到批判。当时在台湾的胡适看过这本选注说：“黄山谷的诗祇选四首，王荊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钟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了。”“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的。”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9年）
1979年，在其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中，钱先生不仅通过传统的训诂方法澄清了许多学术史上之公案，更在大量文献梳理与互证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精辟与独到的评论。是集数十年功力的学术钜著。该书为集合各种学科知识，对中国古典如《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焦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进行论述，自成一家之言，他也因此被推为现在中国的文化批评大师。《管锥编》据说起草于1972年，是文革中期，钱当时无家可归，住在文学所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据《谈艺录》、《管锥编》责任编辑周振甫记载，钱当时的书桌既是饭桌，晚上还要当床。 夏承焘在1948年9月17日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说过，“阅钱钟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他的《管锥编》大抵上也是如此。
钱钟书先生在翻译上的造谐高深
钱钟书翻译恣肆传神信属鬼工。他译英国诗人拜伦写给情人的一封信，走笔典雅，一不留神，竟超过了原文，成了倾诉离别之苦的绝唱；也完美地实践了他提出的翻译的“化境”（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之说。拜论原文：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 t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 钱钟书译文：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
译文用典浑然天成，丝毫不露翻译之痕；令人玩味再三，拍案叫绝。
从1950年到1956年，钱先生几乎没有文章发表。这六七年时间，一个大学问家怎能无论著问世？一直让学界感到不可思议。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钱钟书先生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继兴考证，钱钟书先生曾在1955年填写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表》中说：“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1954）2月皆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故无暇顾及其他活动”。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把“毛选”四卷准确地译成英文，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谁能领衔担此重任，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钱钟书当年从清华考取牛津大学留学生时，其考试成绩名列榜首。他在牛津大学爱克赛特学院潜心攻读英国文学，其时牛津大学出版一套“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聘请钱钟书担任特约编辑，他是编辑组中惟一的一个中国学生，其英文水平可见一斑。钱钟书的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中征引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余人，征引包括数种语言的著作1780多种。很多引用的外文是钱钟书先生凭他超人的记忆默写出的。由此可见他英文造诣之深。
1950年，中央有关领导几次邀他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经过慎重考虑，他方应允。并非钱先生高傲，而实在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具有风险性的工作啊。这是关系到把毛泽东思想公诸于全世界的大事，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接受这一任务后，钱先生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他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极端认真，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枝节问题。那时候他家住北京西郊中关村，而工作地点在东城区，每天要坐车走很远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以他的学问和能力，“毛选”四卷英译本，不仅达到了“信、达、雅”，更达到了“化境”的翻译标准（“化境”一语由钱钟书在其《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
当时翻译《毛选》时，金岳霖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只好问钱钟书，不料钱钟书脱口而出答道：A fall into the pit, again in your wit.形音义三美俱备，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
还有一句成语：“三个牛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钱钟书译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于是传诵一时，外研社1997年版《汉英词典》中该成语从钱译。钱钟书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中国译坛的顶峰。
《毛选》中的“化悲痛为力量”，钱钟书译作Turn grief into strength，也是传神之笔。钱钟书还指出《毛选》原稿说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腹中有误（见毛著《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应为铁扇公主，从而纠正了《毛选》正文的一个差错。
钱钟书先生对翻译工作非常认真，也很下功夫，他特别瞧不上那些混饭吃的翻译家。在其《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先生关于那些差劲的翻译有这么一段精妙绝伦的嘲讽：“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却一变而为诱导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中国旧名“牵马”，因为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使读者心仰神驰，想象它不知多少美丽。要证实那个想象，要揭去那层遮遮掩掩的面纱，以求看个饱、看个着实，就得设法去读原作。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他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须去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十七世纪法国的德·马罗勒神父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他所译古罗马诗人《马夏尔的讽刺小诗集》（Epigrams of Martial）被时人称为《讽刺马夏尔的小诗集》（Epigrams against Martial）”。
钱钟书曾发感慨道：“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一般也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了。”这番很能体现钱氏幽默的议论，恐怕有他参加《毛选》英译的甘苦体会在内。
由于《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在当时具有保密性质，鲜为人知，而钱钟书先生又从未张扬，很少有人知道“毛选”四卷英译本中饱含着大学者钱钟书先生数年来的心血与汗水。
1960年，钱钟书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这个定稿小组的组长是袁水拍，组员有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袁水拍是文艺界领导、诗人，叶君健用英文写过长篇小说《山村》，皆一时俊才。而钱先生则脚踏中西文化，集学者、作家、诗人、语言大师于一身，其作用自然是举足轻重。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66年开始后“文革”中停止。直到1974年秋天，他们又开始工作，完成审定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工作。毛泽东的诗词气势磅礴、比附曲折、寓意闳远，英译时很有难度，如《七律·到韶山》“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中的“黑手”，究竟是地主之手，镇压农民运动，还是农奴之手，夺取地主武装，据说英译组也有争论。他们还把有些疑难问题直接向毛泽东请示，但不知何故，毛泽东一直没批复说明。
钱钟书的博大精深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参与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工作的赵朴初后来回忆说：“钱钟书的渊博学识真是了得，我是专攻佛学的，我读过的佛学经典，他不仅几乎都读了，而且很有见解。”
钱钟书先生的著作
论文：《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牛津大学学士学位毕业论文，1937），《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钟书参加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的演讲，1978）；
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
小说：《猫》（1945）；
中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
长篇小说：《围城》（1947）；
诗集：《槐聚诗存》（1995）；
学术著作：《管锥编》（1979）、诗论《谈艺录》（1948）、《七缀集》(1985)、《宋诗选注》（1958）等。
其他作品：《诗可以怨》（后收入《七缀集》）（《文学评论》1981年1期）、《也是集》（1984）、《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石语》（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