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佛教慈善团体是台湾慈济基金会

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佛教慈善团体是台湾慈济基金会。

2011年10月9日，美国罗斯福基金会首次移师至国外颁奖，他们将最重要的奖项“杰出公共服务奖”第一次颁赠给非美国人──台湾慈济基金会创办人证严法师。

能在花莲慈济总部静思堂接受罗斯福基金会董事长安娜-艾黎娜-罗斯福的亲自颁奖，的确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不过证严法师对于获奖也许习以为常，她曾获得“艾森豪威尔威尔国际和平奖”，而她创办的慈济几乎在所所有落地国获得慈善奖，　甚至包括中国大陆的中华慈善奖。

2011年4月21日，美国《时代》杂志公布2011全球年度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TIME 100”，证严又是当年台湾唯一上榜人物。《时代》形容她是“华人世界的特雷莎修女”──既是超凡脱俗的精神领袖，也是行善效率惊人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

不过，《时代》派人前去拍照时，证严仍在与志工讨论日本的赈灾细节。向这一奖项表达了致意后，她表示自己不会赴美领奖。

事实上，她从未离开过台湾。不过，她一手创建的慈济基金会，渗透力和影响力早已超越国界、种族、政治纷争，最终以分布在全球46个国家、297个据点、上千万名会员（长期捐赠者）、200多万名志工的规模，成为全球最大宗教慈善组织。

“911”事件中，只有三个团体被批准进入现场救灾；国际红十字会、基督教救世军（基督教最大的慈善组织）和慈济。而在日本地震之后，日本人捧到的第一口热饭，也是慈济志工和青年队送上的。

在中国大陆，虽然慈济早20年前即进入并实施赈灾和援助，民众却在2008年汶川救灾中才注意到这个来自对岸的庞大慈善帝国。

2010年8月，慈济在大陆正式挂牌落地。它挂起的“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牌子，是大陆政府颁给境外民间组织在华的第一块落地“准生证”。2011年底，慈济在苏州投资2.4亿元兴建的大陆总部将落成，这个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的园区，包括礼堂和展览馆以及医疗机构，超过国内一切慈善组织总部。

这个高调的落户，令人惊叹其低调行事背后沉默的力量。外界更开始关注当局的“破冰”之举，会否成为境外组织在华发展的新起点。

从“绕墙”开始的“登陆”

1991年，华东和华南发生的一场大水灾让慈济和大陆官方有了第一次接触。彼时马英九的政治生涯刚刚起步，而在经过数十年军事对峙后，两岸的官方接触才刚刚开始。

慈济基金会副执行长王端正率领的赈灾小组到达北京后，与大陆官员的初期交涉并不顺利。北京的警惕状态尚未从政治风波中舒缓，对宗教团体尤其在意。

当时，慈济的创办人证严法师刚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美誉的菲律宾麦格赛赛“小区领袖奖”，声名远播，大陆官方也因此对证严及慈济有一定信任，但仍然表示希望慈济直接捐钱，交由大陆政府统筹分配。这和慈济的赈灾原则不相吻合──慈济希望自己的志工能到灾区直接发放物品和善款。

颇为难得的，此次大陆官方主动提出对话，以解决彼此歧见。时任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约见王端正，慈济主动表示会做到“一个目地、两个原则、三种不为、四类物资、五种协助“，并得到阎明复的认可。

此后，这一总结出现在慈济向大陆官员自我介绍的各个场合：“一个目的”指的是慈济只为赈灾，没有其它目的；“两个原则”即直接、重点，选择特重灾区；“三个不为”则体现在不谈政治、不刻意传教，不搞宣传，不把大陆的受灾之痛拿到台湾来宣传；“四类物资”是用以解决灾民温饱、卫生、居住、教育四方面问题的援助。“五种协助”是希望大陆各级政府能为慈济提供灾民名册、车辆、发放地点等五个方面的协助。

慈济成立于台湾“解严”之前，经历过那个民间组织被严格控制的年代的训练，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大陆的环境。

显然，慈济有备而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学会了“绕墙”。慈济成立于台湾“解严”之前，经历过那个民间组织被严格控制的年代的训练，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大陆的环境，这些公开承诺成功缓解了大陆官方的忧虑，在民政部的安排下，慈济赈灾小组得以在第二天直飞安徽合肥。

习惯迎接考察团大陆地方政府面对亲自来救灾的境外团体多少有些不适应。“尤其我们从台湾来的，又打着佛教名号，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对接。那个年代台商还少，台办系统不像现在这样有效率，后来我们向县长介绍说我们的性质和‘红十字会’一样。却没想到，地方的‘红十字会’会长竟然由一个县领导兼任，后来，他就以这个身份来和我们商量如何参与救灾。”一位慈济委员说。

各种磕磕碰碰后，首次大陆灾难救济行中，慈济在三个水患严重的省份盖了3000多座临时安置屋舍。

这次救济获得了大陆官方的初次认同，却在岛内引起争议。

“许多愤怒的民众打电话前来责备，电视台现场接听外线节目更是天天骂不停，　大家说‘台湾都救不完了，怎可拿钱救大陆’？那个时候两岸关系还比较紧张，　甚至曾有情绪激动的民众提言要火烧慈济静思精舍”曾亲历这次救灾行动的慈济委员邱玉芬说。

两岸关系成为慈济需要绕过的第二堵“墙”

这也是证严法师第一次在台湾遭遇质疑。此后发生的千岛湖事件、1996年台海军演危机导致两岸关系格外紧张，帮助“敌对者”的慈济都因此受到连累，饱受民众批评，部分捐赠者因为慈济在大陆的慈善行为而停止捐款，一些资深的委员和志工甚至向证严当面谏言，希望证严能暂缓救助大陆的工作。

“天下只有受苦需要帮助的众生，何来敌我之分？在国际间，不管是哪一个种族、国籍、肤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胸怀都是一致的……”证严在电视台、《慈济月刊》上发表了系列谈话，渐渐打消了来自内部的顾虑。

可贵的是，虽然台湾民间有非议，但在经济上推行“戒急用忍”政策，反对台商大规模登陆的李登辉政府却并没有向慈济施压，李登辉甚至颁赠慈济一块“慈悲济世”的匾额。

扁政府期间，陈水扁也曾多次走出“总统府”，充当慈济的义工。

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台湾，慈济成为蓝绿间恒定不变的共识，尤其是在“外交”困境下，和台湾权有的23个“邦交国”成绩相比，慈济等NGO推广台湾软实力的力量显然更大。

低调行善大陆20年

首次绿灯开启后，慈济在之后的20年内，频繁在大陆行善，累计援建了4400多户“慈济大爱屋”；50多所学校以及多所敬老院、妇幼中心、医疗大楼等，　足迹遍及28个省、市、自治区，重大工程则有甘肃集水抗旱水窖工程暨移民迁村援助和贵州扶贫暨迁村工程等。

2004年，慈济基金会在苏州设立慈济慈善志业中心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境外和民间NGO都这种方式运作，公司官方数据称，其主要从事残疾人、低保户救济，爱心志工培训，血液病患者更换造血细胞等多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以及环保教育推广及两岸人文交流等活动。

此后，慈济又在苏州和厦门成立了静思书院，静思书院实际上成为慈济的大陆指挥部“书院是独立的机构，不接受供养，也不占用基金会的任何资源，收入主要靠卖证严师傅的书籍，收入也用于捐赠。”邱玉芬说。

邱玉芬曾多次担任护髓志工。骨髓捐赠是除了静思书院、灾难救济外，慈济对大陆的又一项贡献。自1993年慈济骨髓捐赠中心成立后，在两岸未“大三通”的很长时间里，护髓志工往往必须从慈济总部所在地花莲机场飞往台北松山机场，　再搭车至桃园机场飞往香港，再由香港飞往大陆患者所在的医院截至2010年8月，共有935例大陆病患接受过中心安排骨髓移植。

不过，直到汶川地震，台湾的慈济才被大陆公众注意。尤其当旺旺、台塑、鸿海、康师傅、统一等台湾著名企业的企业家们以慈济志工的身份出现在汶川灾区，　慈济成为媒体焦点。

2008年汶川地震，慈济的志工第一时间到达灾区赈灾，并且将募到的近5亿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计算）善款用于灾后重建，迄今已建了13所学校。这场地震中，慈济启动的“安心、安身、安生”赈灾计划和重建模式引起了大陆媒体关注，进而大陆人开始惊叹它的组织模式和庞大会员数。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组织已经在大陆活动近20年，能如此低调。

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曾回忆，第一个告知他汶川地震消息的是慈济，他进入灾区跟的是慈济赈灾团的脚步，喝的第一碗汤是慈济人给的。

身穿海青色制服的慈济志工给大陆灾民和媒体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自己承担机票等费用的志工们在灾后前3个月中集中提供了81.8万份热食，并建立医疗站；3个月中，1374人次的医护人员为4.6万人次提供义务医疗诊治和心理抚慰。重建过程中，慈济几乎全程不假手他人，尽可能自己主导下完成工作，重建过程中，慈济的专业工程师营建志工团队坚守工地，进行工程质量监督。而在善款收支明细方面，慈济也体现了“与众不同”，几乎每一笔善款的运用都得到公示，甚至细致到发放了多少条毛毯、多少个环保碗筷、多少人受益，整个善款流向接受所有捐赠人的监督。

与大陆官方的良性互动

曾有来自大陆的民间组织颇为不平，认为慈济在汶川地震期间几乎获得了其它NGO羡慕的一系列“特权”，如第一时间准许其组织大量志工前往灾区、无需将善款交由大陆有关部门安排、可以自己承建学校等工程项目等，这些都让慈济在大陆获得完美亮相。

在大陆，NGO的发展空间除了其自身质素条件外，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即是官方态度。慈济能获得这些“特殊待遇”，絶非偶然。

首先是因为慈济自身在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上做到了让官方放心。

慈济虽然规模庞大，但成员并非以组织化的方式存在，其在大陆的委员和志工是已在大陆站稳脚跟的台商及其眷属，他们因救济访贫产生的费用完全自理。虽然有些台商在自己经营的营业场所摆放慈济功德会的出版品，供人免费取阅，但在公开场合絶少宣扬。这种组织方式，不似大陆政府比较排斥的NGO组织系统－这与台湾《联合报》当年对慈济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在于“不问政治、不传教”的评价相似。

其次，与官方的关系，也是慈济及其委员们长年经营的结果。由于许多台商和他们的夫人在大陆地方政府有广阔的人脉网络，通过他们，大陆各地官员对慈济有了一定认知和好感，“以至于在新疆、西藏这些比较敏感的地区，慈济也常会受到欢迎”，一位在上海经商的慈济委员说。

除了不主动撞墙外，慈济十分擅长“政府公关”，并熟悉大陆官方语境。除了慈济刚硬的原则性引起一些争议外（如慈济希望确立若干点独立支持，不希望其它组织介入；而官方认为，在大灾面前，协调和配合政府更为重要），大部分时间，慈济和官方保持良性互动。

“原国台办王兆国主任、原民政部阎明复副部长、陈云林会长……还有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他们都是帮肋过慈济的人。”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专访时，慈济基金会发言人何日生列出了长长一串“感谢名单”。

慈济基金会副执行长王端正在和大陆地方官员接触时，总会提到他被时任中台办主任的王兆国“表扬”的细节。“有一次，王兆国问我，在大陆跑了几个省了，　我回答“跑了几个省说不清，只能说还有少数几个省没跑，比如黑龙江和西藏。’王兆国一听。说：‘你去的地方比我还多。’”

更为难得的是，慈济的努力也影响了大陆官员的观念。在汶川地震期间，四川省台办、宗教局的官员甚至把自己及亲友的孩子送到慈济援助点当志工。而在多个场合，一些大陆官员也多次公开向慈济人频频鞠躬致敬。

最终，慈济顺利“登陆”，而民政部、国台办、宗教局被视为其“登陆”的三大助手。

2006年，慈济成为民政部设立中华慈善奖境外唯一的获奖者，四年后，慈济和国际小额信贷领袖、穷人的银行家默罕默德．尤努斯又共同分享了第三届“中国消除贫困奖”全球奖。有评论认为，慈济一系列举动不权信守了最初的承诺，还赢得大陆政府的信任，不再被怀疑它别有用心，因此最终才开启了慈善事业新的里程碑－正式“登陆”挂牌。

“2010年8月20日，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挂牌典礼。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为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揭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以及中央统战部、民政部、国务院台办和江苏省、苏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典礼。”

看似普通的新闻通稿，写尽慈济耕耘大陆20年、一朝得以“着陆”苦心经营。

早在2008年就被大陆官方批准在大陆成立基金会，却到2010年才挂牌，除了因为汶川地震、莫拉克救灾等客观因素挂牌被迫推迟外，大陆主管机构、省市领导总是难以凑齐时间出席也是重要原因──显然，慈济希望挂牌仪式能有高官出席，以彰显官方对其的支持力度。

大陆成慈济未来工作重心

慈济早年决定到大陆赈灾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能减轻两岸敌意的目标，但直到达宋访问大陆前，这个目标一直都没有很好地达成。慈济因为在大陆行善在台引起众多非议，很长时间里，慈济会员都尽量避免谈及此事。

如今，台湾人已经不再反对慈济在大陆行善，而且慈济用于大陆各项慈善项目的资金大部分捐款来自岛内捐赠。

进一步的，台湾NGO带来的“台湾软实力”，不权权是人道援助。“不少台湾NGO希望能和大陆方面进行一个村一个乡的实地交流，因为只有实地工作，才能让大陆老百姓认识台湾，以及台湾人的价值观。”台湾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林德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获邀参加慈济《静思语》首发仪式时称，大陆正处在一个频频跌破伦理底线时期，奶粉里可以有三聚氰铵，桥墩里可以填充垃圾，这些是大陆面临一个严重挑战，《静思语》的出版将使更多的大陆人分享证严上人的智慧，对大陆伦理道德的重塑具有积极意义。

在慈济获准“登陆”后，大陆已经被慈济视为未来的工作重心，慈济投资数亿元在原苏州第21中学校园兴建的慈济园区计划2011年启用。这个园区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比现有地点大3倍以上，届时慈济大陆总部将搬迁过去，成为永久性会址，发展预防医学、义诊、志工培训人文讲座等种社会服务。

“慈济大陆基金会总会选在苏州主要是因为周边上海、昆山等地台湾人众多，　再加上江苏省及苏州当地领导大力支持，将可落实”‘爱心在地化’，未来还可能在厦门、上海、成都等台湾人聚集多的地区，陆续成立办事点或申请分会“何日生说。

目前，慈济“登陆”的效应已经凸显。每逢灾难发生时，在大陆各种慈善论坛上，　网友们都在询问如何向慈济等台湾NGO捐款不过，让他们失望的是，虽然被允许登陆，慈济却还不能进行日常公开筹款，登陆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

即便如此，一些境外NGO还是从慈济身上闻到大陆官方“开放的气息”大陆对“人民团体”的管理一向严格，目前大陆全国性的基金会不过十余家，都是经过再三考核才准予设立的；带有宗教性质的团体更敏感与复杂，要通过审查是难上加难。

路透社的评论注意到，除了慈济获准挂牌外，北京、上海的博物馆在利玛窦去世400周年的2010年陆续举办了相关展览，中国允许举办一个纪念西方天主教神父的展览，同时让慈济挂牌，都被其认为是对其国际形象、软实力起到了加分的作用。

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