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研究吐火罗文而有成就者为季羡林

“吐火罗语”，是门连名字都未必确定了的稀奇语言，其发现和解读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1890年，英国军官鲍威尔（Bower）在新疆库车地区发现了写在桦树皮上的吐火罗语文书。在之后的20年中，大量的吐火罗语文献被西方探险队发现，紧接着，被带出了中国西北这片诞生、养育并埋葬了它的干旱盆地，大多数保存在柏林和巴黎。

德国的两位学者西克（Sieg）和西克灵（Siegling），根据吐火罗语的数词、亲属名称、家畜名称和人体各部分的名称同印欧语系其他语言完全对应这一事实，首先确定它属于印欧语系。

以地理位置来看，既然吐火罗语残卷仅在中国西域有所出土，那么，它似乎应该属于印欧语系的东支。但是，它表示数字“100”的字，在A方言里作kānt，B方言里作kante，都等于拉丁语的centum（百）。再加上其他一些语言特点，都指明吐火罗语应该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

吐火罗文虽然是印欧语系一个最远的东方分支，在词汇上受到印度—伊朗族语较大影响，但在语音与动词词法上却与邻近的印度—伊朗族语差异较大，而与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相近。吐火罗文用婆罗米字母书写，在西元6—8世纪的塔里木河流域以及附近地区使用，主要用于书写佛教经典、佛法譬喻以及阐释佛教思想和戒律的著作和戏剧等，当然也有关于商业贸易、医学巫术等内容的文本。1908年德国语言学家西克（Emil Sieg）与西克灵（W ilham Siegling）完成了对吐火罗文的突破性识认，发表了关于吐火罗文的学术论文，认为吐火罗文分为两种方言，焉耆地区的可称之为吐火罗文A，龟兹地区的可称之为吐火罗文B。此后，西克、西克灵经过长期的努力，加上比较语言学家舒尔兹的相助，合作巨著《吐火罗文文法》终于在1930年问世，成为跨入吐火罗学的第一个门槛。天书终于有了破译者，而破译天书的西克教授，无疑也成为吐火罗文之父。

正是这位吐火罗文之父，看上了来自吐火罗文出土国的季羡林。其实，季羡林学习吐火罗文是非常偶然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争阻断了季羡林的回国行程，如果不是季羡林的梵文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如果不是西克教授来接任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职，如果不是西克教授觉得季羡林是一位可塑的语言天才而近乎武断地硬要将自己的看家本领全部传授给这位异国学子，那么，季羡林可能压根就与吐火罗文无关。因为在这之前，季羡林的大脑中已装有7种以上的外国语文，一个人的头脑究竟能够容纳多少种外国语文？季羡林心里没底。但是，既然是老先生武断地要把全部看家本领传授给自己，那么，你敢硬教，我就敢硬学。开始学习这种天书的时候，他是感到很苦，但是不久学习兴趣就来了——每周2次课，非但不以为苦，反而渴望上课了。

1946年季羡林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和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后，发表了一些论文，但是在学界引起较大关注的论文却是《浮屠与佛》，这也是先生本人在1949年之前最满意的两篇论文之一。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就“浮屠”与“佛”谁先谁后的问题，论争非常激烈，季羡林就利用自己的吐火罗文知识，澄清了“浮屠”与“佛”的长期存在的不正确认识。季先生认为，“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而“佛”则来自吐火罗文，二者意同而渊源不同，“佛”并非“浮屠”的简称。

由于吐火罗文是以佛教为主题的文本为多，在季先生后来的印度学和佛学研究中，认为早期的佛教并非直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而是经过了中亚细亚的中介。1974年春，在新疆焉耆县千佛洞附近发现了88页吐火罗文残卷，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了解到，在现今世界上只有20多人懂吐火罗文，而在中国就只有季羡林懂。李遇春便来到北京，将携带的残卷交给季先生。季羡林经过10多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原来这是一部宣扬佛法、名为《弥勒会见记》的27幕剧本，季先生的破译也终结了吐火罗文出土在中国、识认在外国的历史。尤其是先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先生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他被聘为在冰岛出版的世界上唯一一种《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杂志的顾问。

那么，季羡林在中国开创的吐火罗学，对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首先，吐火罗文是一种失落的语文，是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懂的绝学。“为往圣继绝学”是“仁者”的文化使命。如果说学习吐火罗文是由于偶然的机遇，那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却是先生的自觉选择。虽然梵文在印度和尼泊尔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运用这种语言的人已经很少了（在印度只有14000多人），所以梵文与巴利文基本上也属于古典语文。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精通梵文和巴利文并且熟练运用到佛教和印度学研究中，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于佛教传播中的历史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举世并无几人。

季羡林也曾学习过希腊语、拉丁文，还有学习古埃及语文的想法，这都表现出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先生临终之前，还有一种复兴国学的企图，就是读古书必须读原文，不要读译文，不要读简化字的文本，而且复兴国学要从娃娃抓起。古书用白话文翻译之后，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很多古典词汇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现代汉语对应词汇，就此而言，季先生的提醒具有警示意义。至于复兴国学从娃娃抓起，表现出先生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忧虑：为什么“五四”之后那一代、包括季先生这一代人，即使是研究西方或印度学问的，国学的功底都很过硬？而现在即使那些研究中国文学、哲学的学子，国学底子仍然不过硬？就是因为没有从娃娃抓起。先生临终之前复兴国学的这几点想法，有没有现实可行性完全可以讨论，但它表现出先生“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忧患感，则是很明显的。

其次，吐火罗学作为一种文化纽带，具有联结各大文化的象征意义。吐火罗文作为中亚细亚的语文，在中国境内却属于印欧语系，在地理上与印度、伊朗接近但在语言上却更接近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这对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极富象征意义。先生通晓国学，他曾在哥廷根大学从事汉学的教学与研究，在90年代以后倡导国学，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观，思维的直观性，审美的品味性。但是，窃以为，季先生对国学的通晓与倡导，乃至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仍和“国学大师”的“牌子”不符，因为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不在国学这一方面。即使从所谓“大国学”的角度，也不宜称先生为“国学大师”，因为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是运用西方现代的学术方法研究印度学。“国学”这一概念是与“西学”、“印度学”等概念相伴而生的，如果把所有学问都囊括到国学之中，实际也就取消了国学。因此，即使是偏重于国学的《季羡林文集》第9卷和第10卷的《糖史》，也具有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眼光。他认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糖”字有相同的读音，例如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ker等都来自梵文sarkara与巴利文sarkkhara，由此推断蔗糖是从印度通过波斯传入欧洲的，所以《糖史》（一）作为单行本出版的时候名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通过糖史的叙述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洲、美洲、非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会，从而具有跨文化研究的意义。

季先生通晓西学，他在清华念的就是西洋文学系，留学德国受到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他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视野以及主题学、母题研究的方法，就是从德国学到的。而且先生除了通晓德文、英文、法文、俄文、南斯拉夫文等现代语文，还学习过希腊文和拉丁文，没有人会说季先生不懂西学，但是又不能说季先生是“西学大师”。鉴于季先生精通梵文、巴利文以及在印度学方面的巨大贡献，称他为“印度学大师”、“东方学大师”，可能比“国学大师”更恰当一些。但是，他在研究佛教及印度文学对中国影响的时候，经常会注意到中国对印度的影响这一回流现象。因此，注重各大文化之间交流的季羡林，是名副其实的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师和语言大师。如果结合他的散文创作，那么，称他为文化大师也很准确。

（文中主要内容作者：高旭东，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