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方言词典是《方言》
中国最早的方言词典是《方言》，它比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还要早一百多年，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它的全名叫做《輶（读音“犹”）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所谓“輶轩”就是古代使臣所乘坐的轻便的车子，在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 序》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
这即是说：周秦时代，每年八月在五谷入仓之时，就由最高统治者派遣一些使者坐乘轻便的车子，到各地采集诗歌、童谣和异语方言等，并以这些材料考查风俗民情，供执政者作参考。到了西汉时，作者扬雄，就把这些采集来的材料加以分类编纂，成为一集，这就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后因这个书名太繁，所以人们都简称之为《方言》。
作者扬雄（公元前58年—公元18年），字子云，四川成都人（古谓之蜀郡人）。他是西汉有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他是一位知识渊博、才学出众的大学者。汉成帝时他担任过给事黄门郎。他精于古文字学，尤其擅长于古文奇字。他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仿《史籀篇》和《仓颉篇》作《训纂篇》。他的语言学的代表作——《方言》，也正是模仿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写成的。
《尔雅》和《方言》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尔雅》除了诠释“古今异言”之外，还搜集了大量的“方俗殊语”；而《方言》也同样是诠释“别国方言”和“绝代语释”。不过，这两部书编辑体例虽然各异，但它们都是按照词义不同来归类的。其不同点主要有二：第一，《尔雅》的内容主要是“古今异言”，以今言释古言；而《方言》的内容则主要是以通语释方言。这两部书若能互相配合使用，那就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对于我们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方言》是扬雄的呕心沥血之作，扬雄治《方言》共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凡九千字”，共十五卷。我们所能见到的今本《方言》是晋代郭璞的注本，只有十三卷。至于字数，据清代学者戴震的统计有11900百多字。扬雄死于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方言》当在此年脱稿，由此可以想见，扬雄也很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编完全书就离开了人世。
《方言》所记载的方言殊语所属的区域极为广阔：北起燕赵（今辽宁、河北一带），南至沅湘九嶷（今湖南一带）；西起秦陇凉州（今陕西、甘肃一带），东至东齐海岱（今山东、河北一带）。甚至连朝鲜北部的方言也均有所搜集。“它是开始以人民口里的活语言作对象而不以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作对象的”，真可谓“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刊’的奇书。”
《方言》的释词体例大致与《尔雅》相似，它虽然没有象《尔雅》那样明确地标明门类，但也基本上采用分类编次法。
比如第八卷是诠释与动物有关的词：虎、獾、鸡、猪等等。
第九卷是诠释与器物有关的词：戟、矛、箭、剑、盾等等。
第十一卷也基本上诠释与虫豸有关的词：蜻蛉、蝗螂、蚍蜉、蟒等等。
其方式是：先举出一个词语来，然后说明“某地谓之某”，或“某地某地之间谓之某”。比如卷十一释“蝉”的一条说：
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螗蜩，陈郑之间谓之螂蜩，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其大者谓之，或谓之蝒马；其小者谓之麦蚻，有文者谓之蜻蜻，……大而黑者谓之（音栈），黑而赤者谓之蜺……。
这不仅把蝉的异地异名说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把蝉因大小、颜色不同，其称呼也各异的情况，讲得明明白白。比如我们读孟郊的《征蜀联句》：“始去杏飞蜂，及归柳嘶蚻（读音“札”）。”这个“蚻”字一查《方言》就解决了，是指小的蝉而言。这就比《尔雅》那种只用一个词来解释几个乃至于几十个同义词要精密而准确得多。就《方言》记载的内容看，也还包括古方言、今方言和冲破了区域限制制的普通话。
扬雄的解说用语也均有其特定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六种：
（1）凡说“某地语”或“某地某地之间语”的，都是指各地不同的个别方言；
（2）凡说“某地某地之间通语”的，是指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
（3）凡说“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或“四方之通语”的，都是指普通话而言;
（4）凡说“古今语”，或“古雅之别语”的，都是指古代不同的方言；
（5）凡是一个地方单举的，它必然是一个单独的方言区域；
（6）凡是某地和某地经常一起并提的，它们基本上是一个方言区域。
从以上这六点来看，扬雄在两千年以前就能用各地区语言的联系与区别的观点来研究语言，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通过他的分析和比较，就能使我们基本上看出秦汉时代方言区域的梗概。
《方言》是一部很有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书：
首先，对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资料。比如对一些称谓的解释给后世人研究汉代的阶级关系提供了资料，通过这些语汇资料，也能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当时的某些社会现实。
其次，对后人阅读和研究古代史籍及文学作品都有帮助，《方言》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
第三，《方言》是记载古代不同地区的不同语汇，而《尔雅》却是以收集研究古代的同义词为主，若能将这两部书对照起来进行研究，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发现，古代的某些通用语，很可能由于它的词义范围的缩小而演变为后来的方言；而古代的某些方言，也很可能由于它的词义范围的扩大演变为后来的通用语。这就给我们研究古今词义的变化、古今方言的糅合、祖国各方言区语言的发展规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四，从《方言》全书中还可以发现，今天的某些方言土语有很多是依古代某地区方言土语沿用下来的。比如山东莱阳一带的人说：“这个人真是个松（ｓōｎｇ）包！”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人真懦弱”的意思。这个“松”字在《方言》中就写为“倯”，古今词义完全一样。可见，《方言》也是我们今天编撰当代的方言词典所必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第五，“即异求同，条分缕析”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看来也很值得我们借鉴。从横的方面说，他是罗列了同时代的许多地区性的方言；但从纵的方面看，扬雄也并没有忽略语言的时代特征。他这种发展的观点的建立，是以语言的实际为基础的，所以也是科学的，其编撰方法也是有系统的、连贯的、有条不素的。
第六，《方言》中的语言材料，不是从书面到书面，而都是经过实地调查所积累起来的。表明扬雄自己经常手拿毛笔和四尺涂上油的白布，到处调查方言。这种精神是可贵的，这种方法对我们也颇有启示：古人尚且如此，难道我们不能作得更好吗？
当然，《方言》也同中国古代的其它工具书一样，都存在一定的缺点。《方言》的主要缺点是：（1）在词的分类上缺乏严格的界限，把这一万多字分成十三大卷，未免过于粗疏。（2）错误多。有的是前后错乱，有的地方有讹字衍字，也有脱落和倒置。这里面有郭璞原本的错误，有郭璞以后到隋唐传写的错误，有宋以后传刻本的错误。（3）编排体例不够科学。倘若没有“通检”的帮助，那就实在难于检查。
虽然如此，《方言》仍是一部世界罕见的文史工具书。它在中国词源学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本文作者：左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