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枚安装核弹弹头的导弹是“东风二号”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一年之际，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
可是，就在华莱士写这封信之前，美国的第七舰队已经进驻台湾海峡，美国的飞机已经多次侵入中国领空，美军的炸弹已经扔到了鸭绿江边。他们甚至扬言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1950年，毛泽东主席一连三次观看兵器展览，后来又视察了组建不久的人民海军。他说：“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
而此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吸引了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了层层阻力回到了祖国。他们的归来让新中国的将军们看到了希望。

“两弹”艰难攻关

钱学森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采访于1997年）：陈赓大将就跟我谈谈他说，谈着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矮一截！
钱学森的话坚定了中央发展导弹的决心。在周总理安排下，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新中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他提出的建立导弹研究机构的建议立即得到批准。恰好在回国一周年的这天，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一位不穿军装、不授军衔的高级将领。
1957年，聂荣臻在苏联签署了《国防新技术援助协定》。从此，我国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全面展开。
原子弹的理论研究是在北京西北的一栋房子里起步的。最早到来的是留美博士邓稼先。有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去，对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邓稼先马上就明白，大炮仗就是原子弹。当时，邓稼先手下只有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胡思得　（时任核武器研究所研究人员）：邓稼先给我们正式开会，跟我们讲我们是干什么的，要搞核武器要搞原子弹。当时很兴奋，国家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这些大学生一出来就叫我们搞原子弹。
就在原子弹理论研究艰难攻关的同时，原子弹的外场爆轰试验也在悄然进行。在长城脚下的工程兵试验场，科技人员在老式的木桶和廉价的硬纸模里铸成了用于试验的炸药元件。
刘文翰　（时为核武器研究所研究人员）：我们一开始接触雷管的时候非常怕。插雷管的时候还好一些，把雷管插下去。如果按下去，炮没响，那对不起，谁插的雷管谁去拔去，去拔雷管，这个就更害怕了。因为雷管经过一次冲击，你再拔，弄不好就要响了。
这时候，试验人员只能一只手按着地放掉静电，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拔掉雷管。试验在摸索中一点点地推进。

“两弹”要坚持攻关，不能下马

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常规兵器基本上由国内生产解决。受阅部队的装备，有1956年在沈阳生产的歼五飞机，有1958年在包头下线的59式坦克。
这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巨大裂痕。受邀来中国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苏联不能给中国提供原子能技术。”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中止对华援助项目，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
1960年中国进入了极度的经济困难时期，饥饿威胁到每一个人。在罗布泊，在青海高原，在巴丹吉林沙漠，榆树皮、芨芨草和骆驼草籽，也成了原子弹、导弹研制人员的口粮。
刘杰　（时任二机部部长，采访于2000年）：我那个时候呢，曾经到工厂去过。去过以后呢，因为部长来了，特别招待吧。招待什么东西呢，在保卫科里边，在花盆里边种着一棵青菜，这一棵青菜拿去了给我炒了炒，说这是我们惟一的青菜。
1961年夏天，由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会议上，对原子弹、导弹上马还是下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聂荣臻元帅坚决主张“两弹”要坚持攻关，不能下马。
高昂的建设热情鼓舞着建设者们渡过了最艰难的两年。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主任的15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包括七名副总理、七名部长级领导。
“中央专委”的成立，为“两弹”的攻关研制攥紧了“拳头”。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产。
1963年8月，衡阳铀水冶厂投产。
1964年1月，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合格的铀—235。
1964年5月，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加工出原子弹的裂变部件。
1964年6月，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1:1原子弹模型爆炸成功。
研制导弹是从全面仿制苏联的P-2导弹开始的。通过仿制，我国建立起了自己的导弹研究体系，培养了一批专家。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准确命中目标。

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

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仿制“P-2”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