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摩崖浮雕造像是甘肃拉梢寺壁画彩塑浮雕

拉梢寺大佛是典型的断代标准石窟寺，目前是世界上最高的一座摩崖浮雕。

自2006年中国联合中亚五国启动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项目以来，拉梢寺大佛被确定为丝绸之路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甘肃段申遗点。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推动下，中国与中亚五国联合开展的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已取得重要进展。

经过3年时间的努力，2012年8月，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水帘洞石窟群里的世界最大摩崖浮雕造像——拉梢寺壁画彩塑浮雕完成了全部修复和升级保护工作，随后在全力冲刺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目前丝绸之路中国段入围申遗预备名单的遗产共有24处，分布在陕西、河南、甘肃、宁夏、新疆五省区，涉及考古遗址、古建筑、古塔、墓葬等多种文物类型。

（图：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摩崖浮雕造像——拉梢寺1号摩崖三尊像，摄于2012年8月）

石窟寺源于印度，在公元前2世纪印度就有了石窟艺术。随着佛教的不断深入传播，两晋南北朝我国内地石窟寺初营建，并掀起了我国营建石窟寺的第一个高潮。

秦州是丝绸之路东段南道上的重镇，东西、南北交往的通道，又“处势迫近羌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读史方舆纪要》称其“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屹为重镇”，因而秦州一直受到中原王朝的特别经营。西魏、北周王朝亦颇重视，宇文氏多次巡幸秦州，皇室宇文导、宇文广等均镇守过秦州。

同时还派重臣刺史秦州，如西魏文帝之子武都王元戊，北周尉迟迥、独孤信、尉迟运等大臣。渭州为北魏时设立的新州，其地原为秦州所辖，军事上仍属秦州治理范围，与秦州关系甚为密切。北周设立的秦州总管，渭州同属其辖。位于渭州的拉梢寺石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凿。

拉梢寺又名大佛崖，位于甘肃武山县城东25公里鲁班峡，响河沟北岸，为武山县水帘洞石窟群的一个组成部分。始建于十六国的后秦，历经北魏、北周、隋唐及以后各朝代的不断修建，成为渭水流域仅次于天水麦积山的石窟寺，现存造像90余身，壁画1000多平方米，分布于水帘洞、拉梢寺、千佛洞、显圣池四处遗迹中。

其中由时任秦州刺史的尉迟迥于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主持雕凿的拉梢寺1号摩崖释迦三尊像最为著名，它绘塑结合，是国内现存的北朝大佛之一，位于拉梢寺崖面中部，坐北向南，利用凹进去的崖面雕凿而成，造像两侧绘制壁画。造像题记中明确记载了此三尊像为释迦牟尼及二胁侍菩萨。

1号摩崖三尊像是崖面主体造像，其余的造像都是围绕其布局雕凿，我们现只能够见到右侧崖面的遗迹，左侧崖面无存。位于右侧围绕主题造像的悬塑，虽然经过宋代重修，但从残迹仍能看出可能初创于北周。拉梢寺石窟造像艺术独特，对考察佛教美术民族化的进程与北周时期佛教雕塑艺术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水帘洞石窟壁画中存有较多的题记，除了尉迟迥造像外，还有部分其他的造像题记，如水帘洞单元2号供养人题名有“比丘蕴化供养佛时”“南安郡垂都口魏洪标供养佛时”“□□□西县吕运供养佛时”“比丘须□□□”“沙弥□□□□”“沙弥尼僧晖供养”等。

由这些题记可知，水帘洞石窟壁画中供养人有莫折氏、权氏等，姚、焦、权、梁氏不仅为当地大姓，且这些世家大姓多出自氐羌等少数民族，北朝时期在秦州的地位还很重要。

他们参与了当时一些佛教活动，如开凿石窟等，水帘洞石窟北周壁画中出现的焦氏等家族的供养题名和画像就是一个证明。

同时这种供养带有一种世家望族的性质。

焦氏等世族握有当地的政治、经济大权，有足够的实力从物质上开凿石窟绘制壁画，加之北朝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的崇佛热潮这一大的历史背景，秦州、渭州的世族开窟造像就成为必然，这样，使得水帘洞石窟部分壁画造像具有世族石窟的性质。

拉梢寺俗名大佛崖，其摩崖大佛是亚洲，也是世界第一摩崖浮雕造像，在面积约3600平方米的崖面上，凿塑了石胎泥塑彩绘的一佛二菩萨像。

这铺造像雕凿在高约60米的陡直崖面上。中间一佛为释迦牟尼，高约41米，占崖面2/3，趺坐于莲台之上，一足外露，足正中有一佛冠的线雕，坐势显得十分柔顺随意，飘然有升腾之状;两边是胁侍菩萨，头部略低于佛头，手持莲花，缨珞垂珠，赤脚站立，满面笑容，仿佛在为远道而来的香客祈祷。造像整体刚健淳厚，和炳灵寺169窟（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的造像风格略同，是研究我国早期石窟的重要资料。

为了显示佛的尊贵与崇高，造像者利用规模巨大的摩崖浮塑造像，顶天立地，气势非凡，在中国石窟造像中创造了摩崖造像的最高和最大。与同时期的甘肃的其他石窟寺相比，如此巨大的浮雕艺术独具匠心，更加突出它的与众不同，彰显了它的魔力。

大佛的造像摆脱了自北魏以来“秀骨清像”的模式，拥有了敦厚壮实的新风格

拉梢寺主佛造像结跏趺坐于方形莲花坐上，低平肉髻，面相浑圆，肩宽脸大、鼻阔唇厚、颈短肩方，身着紧窄的通肩袈裟，胸前有呈弧形的衣纹，施土红色，绘石绿色田相纹，脚踩法轮，双手叠于腹前作禅定印，身后有头光，呈同心圆形，由内到外共八圈，饰有波浪纹和花卉纹；

佛两侧为手持莲花躬身肃立的胁侍菩萨像，略低于主佛左边为专司佛之智慧的文殊菩萨，头戴三瓣莲式宝冠，脸方圆，额中白毫相，弯眉，双眼半睁略下视，宝缯于两侧垂肩，颈短肩宽，颈饰项圈，上身穿偏衫，臂腕分别戴钏和镯，左手伸于腹前托莲茎底端，右手上举持莲茎，披帛自双肩下穿肘而下垂，下着外翻边长裙，腰束带于两腿间下垂，赤足带环，八字立于法台上；

右侧为转司法佛之理偏普贤菩萨，留高髻宝冠，宝缯垂肩，着绿缘红色僧支，披巾绕肩穿肘而下，腰束裙，造像与左侧基本相同。两胁侍菩萨面带微笑，略侧身向佛虔诚而立，造像两侧壁画绘有成排的弟子、菩萨和力士等群像。

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与北魏、西魏以来形成的以“秀骨清像”为主流风格的造像不同，造像呈现出一种健壮感，以丰圆壮硕为特点。

北周短暂的统一，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秀骨清像”造像模式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逐渐被一种造型丰圆、质朴敦厚的造像模式所代替。

佛像一般都作低平肉髻，形体敦厚，穿圆领通肩袈裟。

拉梢寺北周造像以其概括简练、豪放浑圆的手法说明了这一特征。

从拉梢寺造像整体来看，主佛体魄敦厚结实，肉髻、面部、衣服塑造简洁概括，肉髻低平，施石绿色，不加任何纹饰，与同时代甘肃石窟造像旋纹、螺纹肉髻相比更显得简练平实，通肩式袈裟轻薄贴体，衣纹以浮雕线为主，简明得体，明显带有笈多式造像的特点。

菩萨的塑造亦简练概括，没有长短璎珞、宝珠等华丽装饰，头戴的花冠上亦只有简单花纹，下系长裙以阴刻单线来表现，显得简洁而富有形式感。

佛与菩萨设色更为简洁，仅以白色、土红、石绿为主。这些造像特点充分说明了拉梢寺北周摩崖造像既富有强烈的时代共性，也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其庄重朴实的造像之风，简练概括的造像手法，使其在陇右石窟中具有独特的艺术品格。

在早期佛教艺术中回避了佛陀的形象，而采用各种动物、花木图案，用借代的手法暗示某些宗教寓意。狮、鹿、象被认为是吉祥如意的化身。

大佛莲台下也有狮、鹿、象三排浮雕，其间用大连瓣相隔。三排浮雕既有细节的交代，又保持了总体的统一、和谐，塑造手法及线条疏密，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化讲究对称美的装饰风格，形象地刻画体现了健陀罗艺术造型拙朴的情趣。浮雕、线雕等手法结合一体，自由、凝练，既发挥了雕刻的艺术美，又保持了岩石的自然美。其形象逼真，活跃崖上，为其他石窟所罕见。

拉梢寺摩崖浮雕大佛的佛座装饰及表现手法为目前佛教美术造像中绝无仅有，整个佛座由卧狮、卧虎、立象与仰莲间隔组成，高约17米，宽约17.55米，共有七层，气势宏大。佛座的最下层为大象，立姿，大耳下垂，双牙前伸，鼻略上卷，中间一只为正面立象，其余为浮雕侧面象。为了突出造像的简练，中间的大象与侧面的大象共同用象腿，造像写实程度高，结构十分严谨，这种以白象从正面立象到左右对称排列的造像方式显见于中亚佛教艺术中。

从造像的赞助来看，主持修建佛像的尉迟迥本是北方少数民族，而这一姓氏则来源于中亚，其所修建的拉梢寺受中亚因素的影响很自然。

佛座仰莲隔开的第二层为卧鹿，弯角竖耳，双腿前伸，跪卧于地，中间为宋代修建的佛龛，鹿左右排开。

鹿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瑞兽，具有丰富而广泛的吉祥寓意，在远古时曾是四神兽之一。

佛座仰莲隔开的第三层为卧狮，卷毛竖耳，张嘴露牙，双腿前趴，气势凶猛，其造像方式与艺术风格皆有中亚的艺术特征。

卧狮是当时流行于波斯与北印度的宗教造像，拉梢寺石窟造像中佛座的石狮造像深受其影响，这与该地区当时为少数民族居住地，人们更易于接受外来文化有很大关系，同时在佛教文化中，狮子又是文殊菩萨的坐骑。

整个佛坐层次分明，雕琢古朴，形态生动，三排浮雕在总体和谐统一的布局下又有细节刻画，物象处理疏密得当，融中国传统文化、印度文化、中亚文化于一体，充分体现出“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融合古今、中外、南北审美文化趣味的基础上，为隋唐文化真正成熟境界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历史铺垫和新准备”。

北周在继承北魏、西魏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石窟寺及造像艺术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但各地石窟艺术造型又因地域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北周石窟寺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不同，所受的文化影响的差异，使得各石窟在文化面貌上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秦州、渭州，地近中原，其佛教文化自始至终都受到中原因素强烈的影响，加之，地处丝路重镇，通过丝路的外来文化也给予它极大的影响。南朝的佛教艺术也通过秦、蜀间的交往对麦积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形成了拉梢寺北周石窟造像多元文化交汇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