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由外国传教士穆瑞开办于1874年

盲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完全被忽视的一群，没有人尊重他们的价值，关心他们的境况。许多人甚至认为盲是一种天罚，因此对盲人存有鄙视和敌意。他们往往被亲人逐出家门，依乞食或相命为生；而女子则多沦为妓女，在悲惨中度其一生。对盲人的收养已经忽视，当然更谈不上对盲人的教育。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盲人，不但在视觉上是盲的，在心灵上也是盲的。

来华的传教士们开始关注这个特殊群体，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医疗传教士伯驾（Dr.Peter Parker）就是一名眼科医生，继伯驾之后来华的医疗传教士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以眼科著名者，他们在中国各地，每天都在进行着神奇的工作，使无数盲人得到复明的希望。对于无法恢复视力的盲人，收养与救济只是消极的工作；积极性的工作是设法使他们获得谋生的知识与技能，并且建立他们的自尊与自信，而这就有赖于盲人教育的实施了。这项工作，又是当仁不让由传教士开创。

在来华传教士中，德国传教士郭实猎首先惠及盲人，将六名盲女先后送往英美接受盲人教育。

据19世纪后期在华传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g) 编著的《中国百科全书》(Encyclo2paedia Sinica) 称:“郭士立曾援助了6名广东盲女，其中的2 位到了美国，其余4人去了英国”。 傅步兰( George B. Fryer) 对此事有进一步交待:“盲校之设，创自欧美教士，于1840 年教士某得瞽女六人，遣二人至美国，四人至英，受适当之教育，其至英国者，有一人返国，充宁波瞽人院院长。”傅步兰在同年的《中国差会年鉴》上对此有更具体地叙述:“中国的盲人教育，由郭士立博士开创，当时，郭氏在广东救助了六名盲女。她们中的两位被送往美国费城的学校（傅步兰称：数年前傅曾有幸在美国见过这两人) ，其他人被送往英国伦敦，她们中的一位随后返回中国，协助安得萨(Aldersey)小姐在浙江宁波办学”。

而对于中国盲人教育贡献最大者，当推英国传教士威廉-穆瑞(William Murray)。穆瑞1870年受苏格兰圣经公会的派遣来华，随后驻留北京。作为一名售卖圣书人，其工作性质要求他在街头闹市等场所活动，从而能够广泛接触到中国的残疾人。“我经常看到一些盲人购买封面有凸起绘画的圣书，这提醒我，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一类人群的存在，当解救他们的生命，提高他们的生存价值”。 穆瑞感到必须为这些盲人们做点工作，于是向差会发出呼吁，却没有得到回应，差会不认为这是一项重要工作。穆瑞愈接触这些盲人，愈觉心情沉重。他不断自问：“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穆瑞转而决定以一己之力来助中国盲人，于是他辞去销售圣经的工作，开始自行授徒讲学。

首先，他将布莱尔氏的盲人点字加以改造，设计出一套适用于中国北方官话的点字，以便当地的盲人使用。“当看到第一个学生跟着我们学习时的愉悦真是难以言表，当我们的识字课本编完时，他也就能阅读了”。第一个学生的成功给穆瑞以信心，他开始带第二个学生，这是穆瑞从街上捡来的小乞丐，这个范例更为成功，两个月后，盲童就能正确阅读和写字，并能在听众前进行各种“表演”，用手触摸书本又大声朗读，在公众中引起轰动。

办一所专门盲校的条件也渐趋成熟。因此，1874年，穆瑞借用长老会在北京甘雨胡同的房舍，创办“瞽叟通文馆”，课程除圣经外，还有读书、算术、音乐等。中国近代第一所形态比较完备的特殊学校——盲人学校由此起步。穆瑞在回国度假的时间里，为这所学校募集基金、购置器材，获得不少的支持和鼓励。其他宣教士亦纷纷加入盲人教育的行列，他们向中国社会宣传盲人教育的重要性。 1891年是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年头，这年，到校访问的来自苏格兰的戈登-库明小姐(C. Gordon Cumming) 被穆瑞的精神打动，提出愿意资助学校，学校规模因此得以扩大。

1911年9月6日，穆瑞在北京病故，有人撰文将穆瑞称为是开创中国盲教事业的“灵魂”。在这之前，中国“盲哑之儿童，贫则乞食，富则逸居” 。穆瑞将近代盲教育引入中国，该校在穆瑞逝后仍在延续。1920年，学校迁往恩济庄，改名“启明瞽目院”，后几经演变，1954年8月24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成为现在的“北京市盲童学校”。

作者：天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