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外国诗歌翻译集《拜伦诗选》由苏曼殊翻译

苏曼殊最重要的翻译诗歌集就是《拜伦诗选》。这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本外国诗歌翻译集，苏曼殊也因之成为将拜伦、雪莱诗翻译到中国来的第一人。这本诗集包括《哀希腊》《赞大海》《去国行》等四十多首抒情诗杰作，确实是石破天惊的创举。

苏曼殊不仅首先系统地向中国译介拜伦，值得称道的是他还译介了西方其他浪漫主义诗人如彭斯、雪莱、豪易特、歌德等的诗作，范围之广无人比肩，特别是《拜伦诗选》等的出版拓宽了晚清翻译文学的路子，使读者能在广阔的视野上了解西方诗歌，影响深远。鲁迅在日本准备创办《新生》时曾邀约已负盛名的苏曼殊作为同人，虽在后来的《杂忆》中有不赞成苏译笔“古奥”之意，但联系上下文，实际上他强调的是曼殊译诗对他的影响：“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往；……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译本。……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调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曼殊把译诗编入“绿面金签的《文学因缘》中”。

民国时文学史家张定璜在《苏曼殊与Byron及Shelly》中评价：“苏曼殊还遗下了一个不太容易认的，但确实不太小的功绩给中国文学。是他介绍了那位《留别雅典女郎》的诗人Byron给我们，是他开初引导了我们去进一个另外的新鲜生命的世界。在曼殊后不必说，在曼殊前尽管也有曾经谈欧洲文学的人。我要说的只是，唯有曼殊才真正教了我们不但知道并且会悟，第一次会悟，非此地原来有的，异乡的风味。……唯有曼殊可以创造拜伦诗。”

1923年，杨鸿烈在《苏曼殊传》中说：“中国这几十年介绍欧洲诗歌成绩非常之坏！……现在白话诗盛行，……但介绍欧美诗歌是目前最迫切的事，我希望大家在译诗上面都要以曼殊的信条为信条。”

这些文字给予曼殊译诗的高度评价，代表了当时知识青年的共同感受。从1902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首开译介拜伦之风，到苏曼殊系统翻译其诗和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从理论上阐发拜伦的“摩罗”精神，再到1924年《小说月报》发行“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拜伦以其现代个人的情感表达成为这个古老国度的“灵之音”，成为青年追摹的精神偶像。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鲁迅比较研究》之《鲁迅与拜伦》一章中，以对拜伦的接受为主线，给予苏曼殊高度评价，认为“鲁迅与苏曼殊切开了近代文学地平线”，此言当为知人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