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三家电台都是在上海的外资电台
1922年12月19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在头版赫然登出一则消息：“上海很快就要有无线电话了。”报中提及的“无线电话”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广播。尽管《大陆报》在申城普通市民中鲜有读者，尽管当时的上海人还弄不清楚 “无线电话”究竟为何物，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上海广播事业的发展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了。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国最早的3家广播电台均设在上海，且都是由外商经营，它们分别是《大陆报》暨中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China）广播电台（因其创办者是美国人奥斯邦（E.G.Osborn），一般通称“奥斯邦电台”，下文均使用这一通称）、新孚洋行（Electric Equipment Co.）广播电台（以下简称“新孚电台”）和开洛公司（Kellogg Switchboard and Supply Co.）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开洛电台”）。其中，1923年1月23日开播的奥斯邦电台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境内第一家无线电台。这距离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商业电台——KDKA广播电台在美国匹兹堡开始播音，仅仅两年有余的时间。上海吸纳西方先进科技的速度之快，着实令人赞叹。
一、以推销无线电接收机为主要目的的外商电台
作为中国商业电台的开创者，上海最早的3家外商电台都是以推销无线电接收机为目的而设立的。从市场营销的视角来分析，这些电台与其说是那个时代最新科技应用成果，倒不如说是外商最新型营销模式的载体。由于广播与中国传统商业所使用的叫卖、店招和幌子，以及当时已十分流行的报刊广告、路牌广告、橱窗广告截然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这种标新立异的商业推广手段从一开始就引起公众瞩目，并很快为受众所接受，唤起了人们对无线电产品的需求，并在无形之中使广播演化为城市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奥斯邦电台的正式名称是《大陆报》暨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这中国无线电公司的经理就是奥斯邦本人。该公司名义上隶属于东方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the Orient，也有译为“亚洲无线电公司”），但公司运营费用及其所建立的广播电台的开办资金主要是来自一位曾姓的旅日华侨。
《大陆报》是纸质媒体，原本与无线电广播没什么干系，它为何要参与其中？一方面是由于该报与中国无线电公司同属美商经营，相互之间有着天然的国别纽带，但更主要的是《大陆报》想通过电台这一新生事物来扩大报纸的影响，提升订阅量。因为，《大陆报》独家刊登奥斯邦电台的节目单，要事先获知广播节目的内容只有《大陆报》这唯一的途径。“无线电音乐会的节目将独家刊登在〈大陆报〉上。无线电爱好者要是现在尚未成为〈大陆报〉日益增多的读者中的一员，建议他们订阅〈大陆报〉。”该报在预告奥斯邦电台首日播音内容时，附带上这样一句话，其用意显而易见。
1923年1月23日20时，奥斯邦电台在广东路3号大来洋行顶楼正式对外播音。电台的呼号为XRO（因此该台也被称作XRO电台），频率1500千赫，功率50瓦。开播首日的节目包括小提琴独奏、四重唱、萨克斯独奏以及新闻简报等。
实际上，在奥斯邦电台开播之前，新闻媒体就已经开始为推广无线电广播而造势。《东方杂志》就曾于1920年刊文介绍了当时问世不久的真空管（即电子管）收音机，“最近美国Bureau of Standard发明一种特别收音器，名曰其外表与蓄音器相似。装有一匣，极便携带。无论何地，均可放置。此器能接受中央无线电发音机所发之声浪而扩大之，便其声自喇叭中传出，以布于全室。因有此种发明，故将来可有许多之新用途。”其后，《申报》、《大陆报》等均对无线电广播常识进行了宣传。1922年12月下旬，《大陆报》记者还对刚刚从美国返沪的奥斯邦进行了专访。奥斯邦借此机会宣布在沪实现“此项最新通讯奇迹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事实证明，这种宣传的效果是显著的。就在奥斯邦积极筹建广播电台之时，“已有一大批人认识到无线电话提供的娱乐和价值。他们已在家中装设了收音机，并且急不可耐地期待着上海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因此，短短数月内，“上海已安装了数百架接收机”，由于《大陆报》定期刊登广播节目预告，又进一步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额外出售了一大批接收机。”据《大陆报》报道，奥斯邦电台开播当晚，“租界内500多架私人接收机和远至天津的许多接收机都清楚收到。”
只可惜，奥斯邦电台开张才3月有余，却因故停办了。继奥斯邦电台之后，美商新孚洋行大班戴维斯（Davis）在位于南京路（今南京东路）50号的新孚洋行楼顶设立了一座发射功率为50瓦的广播电台，并于1923年5月30日对外播音。该电台属于实验性质，不定期播送节目。因新孚洋行主营无线电机及所有的电气材料，所以这家电台的用途主要用于展示该公司销售的收音机。《大陆报》在报道新孚电台试验播音的时候，如是写道：“如果您从未听过无线电话，邀请您到他们底楼的样品陈列室，打开该公司的一架收音机随意收听广播。”
新孚电台开播后，“江浙两省之居民，因上海报纸之鼓吹，争先购置收话机以供家庭娱乐者亦不在少数，尤以上海方面为多。该洋行一时营业大盛。”由此看来，外商竞相创办电台真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广播电台成了他们推销自制无线电产品的利器。但由于1923年11月北洋政府发布禁止无线电机进口的命令，要求津沪各海关严行搜查。新孚洋行价值万金的进口无线电机屡屡被江海关扣押。遇此重挫，该洋行“大有不能维持之势”，于1924年8月 “忽将全部电料及无线电机迁移楼上，退出临街门窗转租他人，一时营业骤形停顿，其楼上之播送站亦复于月初停止播送”。
就在新孚洋行营业兴盛之时，开洛公司见此道有利可图，也着手筹办电台，向曾姓华侨租用原奥斯邦电台全套播送设备，月租银75两。发射机装设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一草地上，播音室设在江西路（今江西中路）62号开洛公司内。电台呼号KRC，发射功率100瓦，频率822千赫。开洛电台具体的开播日期，史料上并未有载。但开洛公司为了打开其收音机产品的销路，免费提供播送设备给报社、饭店等单位使用，使之成为开洛电台的分站。如此一来，“各家利用开洛以树先声，开洛亦即利用各家以广招徕。否则开洛欲求营业之发达不免出于大登广告之一途。”从这一点来看，开洛公司在广播电台的运营策略方面明显要比奥斯邦电台和新孚电台棋高一招。它利用这种看似赔本的营销手段达到以小博大、一剑双雕的目的，既扩大了电台的影响，又不花钱为其收音机产品做了活广告。开洛电台的第一家广播分站设于大晚报馆，时间为1924年4月23日，由此推演，开洛电台的开播时间大约是在1924年年初。同年5月15日，申报馆分站开始播音。同年12月，大陆报馆分站开始播音。此外，利用开洛公司设备播送节目的尚有巴黎饭店、神户电气公司等。
当然，开洛电台除了广设分台外，还有一项比较特殊的业务：发行行情密码单。开洛公司将各交易所、外汇等行情编写成密码，每月印行一次。每次电台里播的都是成串的密码，听众欲知内情，就非得购买密码单不可。这项业务亦为电台主要的收入来源。在上海最早的3家外商电台里，开洛电台是连续播音时间最长的一家。但该台每年仅播送一项就需银2万两。1929年10月底，开洛电台终因开支巨大、无法维持而停播。
二、外商电台对上海城市文化及民族工业的影响
虽然，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这一新鲜事物刚刚漂洋过海、登陆上海，奥斯邦等3家外商电台无论在技术、设备，还是经营上尚显得稚嫩和粗糙，受众面也相对狭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为上海市民带来了一抹科技之光，申城也因此掀起了一股“无线电热”。通过无线广播电台，上海人的视野更宽阔了，获取新知的渠道更多了，娱乐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