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华资银行通商银行由清末官员盛宣怀主办

1897年5月27日，写有“中国通商银行”几个大字的长旗，在上海外滩6号大楼屋顶竖起，广东路上停满了轿子，许多人前来祝贺。这是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银行。

自上海开埠至19世纪末，外资银行长期操纵上海金融市场。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要求自办银行的呼声日益高涨。

1896年10月，督办铁路总公司的盛宣怀向朝廷呈交了“请设银行片”奏折。奏折上说：“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现今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中国第一家银行的筹备受到内外两股势力的反对，险遭流产和夭折。

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听到中国人要自办银行的消息，也提出招华资开办中英银行，企图把海关税款的保管权交归其主办的银行掌管，同时将银行纳入由他主管的海关之手。

如果海关和银行合为一体，必将大大扩充赫德的权势，便于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

因为赫德掌握着海关，由他提出设立银行，对华商有相当的吸引力，这会影响通商银行股款的招墓，通商银行很可能就办不起来。

盛宣怀多方奔波，极力呼吁朝廷注意赫德的动机与企图，他反复指出：“闻赫德觊觎银行，稍纵即逝”，“权利旁落，甚非所宜”。

清廷的一些满族官员担心大权落入汉族官员手中，更有利益之争，因此对盛宣怀的计划有意刁难，提出种种责难和限制：
银行亏损由谁负责；
总行不该设在上海；
利润报效政府二成太少，应提高到五成；
政府是否可随时向银行借款10万两乃至100万两；等等。

盛宣怀以退为进，以从此不管银行事为要挟，同时恳请李鸿章、翁同龢、王文韶等人暗中疏通。

在通商解行即将成立的时候，御吏史管廷呈上了一个“银行官设，流弊宜防”的奏折。清廷又对“究竟利弊如何”产生疑惑，责成王文韶和张之洞再次审议。

张之洞本来就害怕通商银行铸造银币会对他的湖北铸币局带来不利，他表示，银行事“实未透澈”，“利弊难审”。

盛宣怀请王文韶向张之洞晓以利害：“若有他事，稍有参差，恐外人承隙而入，终于大局有妨”。并同意通商银行不铸造银币。张之洞才同意列名具复。

由于清廷官员内部矛盾，盛宣怀名义上没有担任银行督办，但有“奉特旨办银行”的皇命。而且，银行原定股本500万两，先收足半数250万两，由盛宣怀任总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出资100万两。因此，他长期在实际上操纵着通商银行。

辛亥革命后，傅筱奄控制了该行实权。1935年杜月笙任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