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文学真正的开始当属魏晋南北朝时期

鲁迅认为，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实，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可以这样说，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真正文学的开始。

许多文体、许多风格、许多题材、许多观念是从这一时期逐渐确立，逐渐得到表现，对于后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文学从此出发。

此时代的文学自觉性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初步认识到文学的特征。

在先秦、秦汉时期，中国文学尚未与哲学、史学分离开来。所谓“文”、“文学”，其含义是文字、文章、学术。

到了魏晋，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指出“诗赋欲丽”。

陆机在《文赋》里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所谓“丽”、“缘情”、“体物”，都揭示了文学的特有性质，况且《文赋》集中论的是文思问题，近于现代所说的艺术想象，艺术上的形象思维。

南朝时，宋文帝开始立文学馆，与儒、玄、史三馆并立，范晔著史，单立“文苑传”。这时发生关于文笔区分的争论，逐渐将有韵之文与无韵之笔区分开来，梁代箫统编《文选》，不选经史诸子文章，专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于翰藻”的诗赋作品，说明对于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明确。

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是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两书初步总结了《诗经》以来特别是五言诗兴趣以后的创作经验，探讨了诸如情采、构思、风格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

二，产生了新的文体。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四言与骚体，在建安时期得到光辉的终结。汉代以来的五言诗体，在陶渊明等人笔下臻于完美。

曹丕、鲍照等人开创了七言体诗歌。南北朝乐府诗是我国各民族文学的第一次大融合，从中萌芽了绝句、长短句（词）诗体。

佛教传入促进音韵学的研究，诗人自觉地从理论上注意到诗歌的音律美，在齐代产生了永明体即新体诗，成为近体律诗的雏型。

此外，东汉的抒情小赋到本时期达到成熟，影响到散文，出现了新型的骈体文。还有轶事、志怪小说开启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这些文体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体裁（除了戏剧）。

三、题材扩大，风格多样。

以曹氏父子、王粲、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慷慨悲凉，具有崇高美、悲剧美。

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确立了古诗中的两种主要题材。陶渊明在诗史上第一次表现了农业劳动美、田园风光美。

此外，辨析哲理的玄言诗、欣赏女色的宫体诗、模山范水的山水诗，都是文学史上的首创。

只是玄言枯燥，宫体轻佻，在诗史上留下了失败的教训。山水诗，则在诗史上开辟了一个魅力无穷的创造领域。

四、以帝王为中心，组织成创作集团，近似于现代文学流派，使得文艺产生社会化、政治化，扩大了文学的影响。

如建安时代的“建安七子”，齐竞陵王肖子良门下的“竞陵八友”等。在南朝梁代，染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箫绎，擅长诗文辞赋，并网罗一批有才能的文人，标榜唱和，形成宫体诗派。

五、诗文具有鲜明的个性。

除了宫廷诗人外，一些寒门人士、失意官僚，有意识地在诗文中表现他们的思想个性、审美个性。这些作家在当权的世族和门阀制度的压抑下，感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于是在诗文中抨击现实黑暗，揭露礼教的虚伪。

他们或放浪形骸，或隐逸田园，对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往往从远古的贤士、虚幻的仙界以至抽象的道德中寻求精神寄托。

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成为他们作品的普通主题。在表现这一主题时，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作家，常常自觉地突出他们超越时俗、洁身自好、悲天悯人的意识，追求自我的精神平衡，同时逐渐凝聚了或平淡自然，或狂放怒号，或纤丽，或秀美的审美格调。

这些都为后代特别是唐代作家提供了经验与教训。